前两天,同样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有两则新闻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眼球。一则是江西上饶市铅山县因为疫情原因临时紧急将全县交通灯调成红灯;另一则是上海迪士尼连夜进行疫情检测,大批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的付出保证了上海的夜空烟花照常绽放。
先后两则新闻让上海受到了赞誉,而铅山县却遭到了讽刺。不过,马上有人为铅山县打抱不平,指出上海跟铅山县之间财政收入差距巨大,上海之所以在抗疫中表现从容,是以强大的财政作为支撑。
而上饶铅山县,面积2178平方公里,比四个上海嘉定区面积都大(嘉定面积464.2平方公里),而铅山县2020年的GDP仅有160.41亿元,不到嘉定区的十六分之一(嘉定2020年GDP达到了2608.1亿元)。巨大的财政差距让铅山县只能选择相对务实而严格的抗疫措施,才能抵挡疫情的袭击。
本来事情到这里为止,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上海的抗疫得到了赞许,铅山县的措施也得到了理解。然而,《合肥日报》却在官方账号发表了一篇《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的文章,将整件事的发展推往一个古怪的方向。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在盛赞上海抗疫措施的同时,疯狂打压江西,将双方之间抗疫措施的差距归因于双方意识上思想上的差距,甚至上纲上线,将双方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归因到意识与思想上的差距,颇为不屑地贬低着江西,疯狂地拍着上海的马屁。
应该这么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于网络流量的密码非常熟悉,知道引战就能带来眼球,这篇《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目的,一来蹭着两方抗疫的热度,二来希望引发上海和江西网友的骂战,成就一篇爆文。
然而,作者很明显忘记了,合肥官媒写文章,鄙视江西经济,吹捧上海发达,最终引来的是全国人民的不满。江西和上海的网民没骂起来,作者本人被骂成了狗。
我们之前说过,其实是双方经济的巨大差距造成双方在抗疫中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是《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这篇文章倒因为果,认为正是因为双方思想上认识上的差距,才造成抗疫措施的不同,这也是双方经济之间有差距的原因。
果真如此吗?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骂合肥日报的小编,然而私下里,其实是认可这个结论的。然而我要说,你搞错了。上海的经济之所以表现优异,其实有更重要的原因,人的因素反而不突出,或者说不是决定性因素。
历史上,上海一直与原来的深圳一样,只是一个小渔村,在经济上没有任何表现。《南京条约》中,英国人要求大清开放上海作为对外口岸,许多清朝的官员甚至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
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商品贸易一直以道路交通和内河交通作为主要运输途径,因此像扬州这种大运河运输枢纽城市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的超级城市。而上海位于长江口,无法作为商业节点,因此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此时上海的地理交通地位一下就显得非常突出。对外,上海可以作为海外商品进入中国的口岸,对内,上海又连接着长江的黄金水道。从此以后,国内的买办、国外的冒险家都齐集上海,成就了上海在解放前的繁荣。连广东的风头都被上海夺走,商人大量北上,到上海扎根。
而建国后,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建立起一个工业国家,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改开春风吹拂,坚实的基础终于开出了繁茂的鲜花。上海借着浦东大开发的春风,终于再度辉煌,成了中国经济的龙头。
可以说,上海经济之所以腾飞,有地理因素,更有政策因素,而最大的因素是因为建国后,整个中国的经济腾飞。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人的因素,但是很显然,人的因素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回到《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这篇文章,我们就明白,文章作者将两地差距归因于人员素质差距,这显然既不懂历史也不知现实。作者对江西人民指指点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和自信。
其实铅山县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当时正值周末,疫情突降,铅山县要控制住景区旅客向外疏散的路径,于是下令用红灯封锁了交通。而铅山县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私家车并不多,红灯显然没有影响当地人的出行。而当天晚些时候,当人员流动得到有效控制后,铅山县的交通信号灯也就恢复了。
上海与铅山县的做法,其实就像两个需要减肥的人,有钱的那个请私教,请私人营养师,经过一番努力减肥成功;铅山县那个就像一个自律性极强的人,靠着管住嘴迈开腿,同样达到了减肥的目的,殊途同归。
相比之下,倒是《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这篇文章显得嫌贫爱富,面目可憎。
